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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就Talk | 曹立群:在这个焦虑的时代,川普式的小丑容易成功

2016-05-28 造就 造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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曹立群

加拿大安大略科技大学社会学犯罪学教授  
“美国梦”还是“美国病”?

我们身处在一个焦虑的时代。国外有另外一种说法,叫“不满的时代”。
《亚特兰大报》去年11月发布的文章,用了狄更斯一百多年前的一个段子说明,我们实际上生活在一个不满的社会,这个不满的社会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政治家。

所以像唐纳德·特朗普这样一个小丑式的人物,居然也能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。



正如我们看到的,美国政治作为一个整体政治,它像一个大钟摆。向左摆了之后,又会向右摆;向右摆了之后,又会像左摆。但像特朗普这么极端的政党候选人出现,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。


他,其实也是我们这个焦虑、不满时代的产物。他用了一个很简单且粗暴的方法达到了他的目的。可是,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,建一堵墙就能把人挡住了吗?根本挡不住的。 有一个笑话,“Please God ,If You Can’t Make Me Thin.. Make My Friends Fat!”( 上帝啊,如果你不能让我变瘦,那就让我的朋友们变胖吧!)

当他不能变美的时候,他就想让他的朋友变丑。这可能是特朗普成功的秘诀之一,他从另一个角度卖出一碗心灵鸡汤。
除此之外,他吸引了很大一批所谓美国社会保守思想的人,他们对同性恋婚姻,包括对与同性恋使用同样的厕所都表示不满。
特朗普的拥护者主要还是一些社会下层人,没有受过什么教育,头脑相对简单。所以我个人感觉,这个人不大可能当选为美国总统。 

特朗普推崇的管理方法是公司管理方法,注重效率和利润。但我们知道,一个好的、成功的公司,不可能只注重效率,更不可能为了利润去长期牺牲员工的利益。




一个成功的公司、成功的团队,必须从社会达尔文主义解脱出来,必须配备两种领导,一种领导是注重效率的领导,另一种则是感情领导。只有把感情领导和效率领导结合起来,才能成就一个长久的、成功的公司。

 身为政治家,必须面对一个多元化的社会。这个社会里,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跟上时代的步伐,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具备非常的竞争力。
如何对待弱势群体,如何提携那些不能跟上时代步伐的人?
这是做为政治家更大的挑战,也是美国当前政治的一部分。 
犯罪率是社会分层带来的成本之一

从社会学博士毕业后,我的主要研究方向在犯罪学领域。我们研究各种社会分歧与分裂都是现代化造成。
在现代化之前,社会分工没有特别明确的时候,经济学、社会学和政治学是混为一谈的。随着现代化分工的细化,经济学与社会学分道扬镳,分裂出来的的经济学和管理公司有了更加密切地联系。

经济学强调效率和利润,社会学则更加关心社会的公平公正。所以社会学的一个主要议题就落在了社会分层上。



社会分层是个很复杂的问题,它就像喝酒,有点酒可以活跃气氛,但也不能喝多,喝多了伤身。


社会没有分层,注定没有流动,没有活力,不利于社会发展;社会分层过大,或造成社会底层生活贫穷、绝望以至于犯罪。所以,犯罪多与社会分层紧密相连。
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彼得•布劳早在1980年就用大数据发展出模型,把社会分层和犯罪联系在一起。

在美国诸多大城市中,犯罪率最高的城市之一当属底特律。从上世界80年代以来,底特律即便不是年年夺魁,也几乎稳列前三甲。
犯罪本身又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,有白领犯罪、蓝领犯罪、经济犯罪、渎职犯罪……所以我们在说犯罪的时候,很难找到一个共通的界定。这也是研究犯罪比较困难的地方。
一般来说,研究犯罪需要基于一个确定的共识,比如谋杀。所以我们在说底特律犯罪率高的时候,也就是说它的谋杀率高于其它城市。

在过去的40年中,底特律的人口从150万减至如今的大约70万。由于社会的转型、国际竞争的削弱以及中产阶级外移,社会分化尤其剧烈,穷人非常穷,富人非常富。




由此造成很多社会问题,积累了底层人的不满。当生命都将受到威胁的时候,谁还愿意在这里买房子?这便是犯罪反过来影响城市复苏的表现。

 芝加哥、克利夫兰也曾是犯罪率居高的城市代表。但这些城市,经过了比较成功的转型,产业多样化,犯罪率逐渐趋低。
当犯罪率降低的时候,投资人自然会来;当犯罪率高的时候,投资人自然却步。 
严打不是控制犯罪的唯一手段

早期社会学家德尔坎就说过,犯罪、社会分层都是一个正常社会的正常表现,我们只要把它控制在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。
我们作为一个有活力的社会,是不可能消除社会分层的,也是不可能彻底消灭犯罪的。所以彻底消灭犯罪不是美国政策的一部分。
控制犯罪却有正面控制和负面控制两种。

负面的控制犯罪,即打击。我们知道,打击犯罪的时候,常常会对法制的建设造成一定的危害。
正面的控制犯罪,就是我的导师引用的“社会支持”,是以正面的方法控制人们的犯罪行为。
在底层生活的人为什么会犯罪?最重要的原因在于,失望、绝望与无法摆脱现状。假如这三点集中在一个社区里,那么这个社区的犯罪率必然要高于其他社区。
“社会支持”是弗朗西斯·卡伦(Francis.T.Cullen)提出来的一个理论。他把这个社会学的理论运用到犯罪学当中,主要注重两个方面:

一是,一个社会或城市如果能够加大对教育、对医保的投资,无形中减少了人们犯罪的企图。换句话说,政府这样做,必然可以赢得民心。
二是减少犯罪,由此吸引来更多的投资。
这是用正面的手段来控制犯罪。该理论最近比较风行。 
我们都渴望诗和远方

我们向往远方,向往美好的生活。可是当我们离开自己的故乡,迁移到一个新的环境,也将面临一个适应的过程,和一个重新社会化的“工程”。
美国早期的社会学家认为,移民是犯罪的一个焦点。但是90年代的重新研究发现,墨西哥移民、中国移民、欧洲移民的犯罪率,总体来讲要比本土人的犯罪率低很多。

所以,移民犯罪率高这种“污名化”的事,在美国基本已不复存在。
移民是全球化的必然产物。如今,移民已经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,它给社会带来活力,有利于社会的发展,也有利于人生的自我实现,而自我实现是人类最大的渴望。
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满的时代,那么我们的期望是什么呢?
社会学家罗伯特·贝拉(Robert Bellah)在1991年写了一本书叫《The Good Society》,书名可简单翻译成“好的社会”,也可以翻译成略显文雅的“美好社会”,甚至可按我们中国人的习惯说法,译成“仁义之邦”。 

这个“仁义之邦”讲的是,我们的最终目标不是建立一个伟大的社会,而是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。
在这个“仁义之邦”当中,我们可以和平相处,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相对平等,遇事遇物能够得到相对公平的待遇。
不要限制自己的思维,做出理性的判断吧!
谢谢大家。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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